经济
胡耀邦的最后十个春节（下）
1989年春节：再回湖南、广西会故人，系统表达自己从政多年的感慨和思考，冥冥之中这次春节南行成为人生告别之旅，所谈之话，也成政治遗言
胡耀邦同志于1987年春节前夕被迫辞去中央总书记一职，这其中遭受了极大的委屈。1987年和1988年的两个春节，为了减少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都是闭门谢客，默默与家人一起过节。
1988年底，胡耀邦同志身体出现明显衰老迹象，已经不能适应北京严寒气候，遵照医生的建议，南下修养，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休年假”，也是最后一次。
胡耀邦先在长沙小住，他派人把哥哥胡耀福从浏阳老家接过来。胡耀福到来时身着黑呢子上衣，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手提着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面装着胡耀邦最喜欢吃的红南瓜、茄子皮、苦瓜条、户豆片等。兄弟都进入暮年，见面格外亲切，尤其是胡耀邦想起哥哥此生为了支持自己参加革命，为了配合自己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次终于开口向哥哥道歉，说“过去有些事对不起你”。
胡耀邦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担任总书记后，胡耀福进京看望弟弟闹过几次不愉快。受伤尤其深的事有两次，一次是胡耀邦的老下级，岳阳市领导许志龙听说耀邦哥哥一家都在务农，家境贫寒，不过小儿子胡德资是个中学毕业生，又很勤奋，符合招工条件，给安排到岳阳当工人，还把德资的爱人安排进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胡耀邦得知后立即阻拦，说不能坏了规矩，德资还是务农好；另一件是，家乡浏阳领导请托胡耀福进京给弟弟求个情，让国家多给浏阳建设一些项目，多给一些化肥、钢材等指标，这件事也被胡耀邦拒绝。
胡耀邦并且告诫胡耀福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对不起革命的初衷，一个新官上任，一群苍蝇就会飞来，围着你要吃蜜糖；亲属关系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不能搞什么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这些是农民小生产者自私自利性的反映。胡耀福难免对弟弟的铁面无私很不理解，有几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
不过，以往的抱怨和不解，在人间最亲密的真情面前，都瞬间释然，兄弟多次回忆幼年时困苦的情形，胡耀邦有次跟侄子讲起父亲和姐姐所遭受的苦难时，不禁潸然泪下。胡耀福陪着胡耀邦在长沙住了两天便告辞，上车时，胡耀福突然老泪纵横地说，不知我们以后还有没有见面机会！胡耀邦宽慰他说，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没想到，胡耀福的预感是准确的，这是兄弟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见。
听说胡耀邦来到长沙，湖南各界名流，以及来长沙出差的北京领导同志，争相拜访，胡耀邦也都热情接待他们，并与他们深入探讨，这些也是胡耀邦对从政思考的最后一次系统表达，可以看做他的政治遗言。
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等左的投机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奴才”一直存在，奴化思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说，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就划为右派。胡耀邦接着说，他在党内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陈少敏大姐，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坐在自己旁边，没有为开除刘少奇党籍举手；第二个是廖承志，1976年他与廖一起参加传达会，听取中央政治局对“四五运动”和邓小平的处理意见，廖坚持全过程不鼓掌。胡耀邦感叹，这种人太少了，我们选廖承志当国家副主席，结果他还没有当去世了。
胡耀邦说，为了让大家敢说话，克服“奴才”思想，以正压邪，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权监督，这样才能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人大，有纪委，还有监察部，但是如何形成真正的监督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关键是党的自身改革，这是最难起步的难点，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又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从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凡是逆着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无一不失败告终；我们老是讲“民主集中制”，但是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光集中权力，而不集中意见，反而以集中之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又对朱尚同说，你是教育厅长，你一定不要用高压粗暴手段对付学生，要以理服人，毛主席虽然强调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斗争，现在有人说“土改”和“镇反”杀的人太多，但是他对学生的素来是保护的，他对学生运动从来都是正面讲的。
胡耀邦还关注到当时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改革，朱尚同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闿的秘书，1949年后去台湾，对这个问题也颇有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打成一片，顺应民意做了若干政治改革，才受到老百姓的怀念。
胡耀邦也关注到蒋廷黻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大同思想”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是容易让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懂马列，就是因为这与大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过去很多“左”的错误就是因为犯了平均主义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只能大家一起贫穷，没有进步。
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父亲）、袁学之和胡耀邦都是老相识，又是同龄人，胡耀邦先后邀请他们二人两次一起谈话。当袁学之感谢胡耀邦对湖南省平反冤家错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应该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是则是、非则非，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吗？
他又很感慨地说：平反冤假错案阻力也大，领导人必须下大力气才能抓好，没有务实和一抓到底的精神是不行的，如果只顾一党一己之私，那么承认错误会很艰难，如果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承认错误没有什么难的。
在谈及中国问题和出路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专制愚昧太多，未来的出路在“民主”和“科学”。”杨第甫补充道：“还有法治。”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老百姓没有监督权，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已经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这时，湖南省委举办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活动，北京很多重要人物来到长沙。一天，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原书记来访，此人与耀邦共事五年，但是一直对改革开放政策故意阻挠，甚至多次做出深深伤害胡耀邦的事情，胡耀邦依然热情接待了他，并且长谈两个小时。客人走后，警卫秘书问谈了什么，胡耀邦说：“他劝我一起倒赵”，警卫秘书随口说了一句：“那好啊，正好报一箭之仇”。没想到胡耀邦严肃地说：老李，没想到你跟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赵是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我们要维护他、团结他，我们绝对不能因个人委屈去干损害政治大局的事情，老这么折腾，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于光远、胡绩伟听说他住在九所，也来访。于光远拿来他的新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文章长达两万多字，胡耀邦读完认真给于光远打来电话，谈论了近一个小时。胡耀邦对于光远的观点极为赞同，他说，我们过早放弃了 “新民主主义”路线，背离了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科学论断，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是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代替自己新民主主义论，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地步，导致我们不断犯错误，现在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很好。
省委书记熊清泉和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治国多次来看望胡耀邦，并同他一起庆祝1989年的元旦。这两位与华国锋在五六十年代曾经长期共事，胡耀邦告诉他们，你们去北京也要经常去看看华国锋，华国锋对湖南有功，你们不能忘了他。数月之后，胡耀邦去世，华国锋到会计司胡同家中悼念，痛心不已。
在长沙修养期间，胡耀邦还应邀去了一次张家界武陵源和岳阳洞庭湖。胡耀邦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电视上，游客们发现他后，都非常兴奋，走到哪都是来问候的陌生人，大家不断高呼“总书记好！”。他不辞辛苦同大家握手，并认真地说：“我已经不是总书记，最好叫耀邦同志。”对于合影，胡耀邦也有求必应，警卫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对一些群众进行劝阻，胡耀邦说：“你们不要管他们嘛，要相信我们的群众。”
开春胡耀邦回北京后，原罗瑞卿秘书、时任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仲方等人来访，胡耀邦谈及这次回乡与群众接触的情形，感慨地说，自己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会担任总书记这个位置，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二是没有想到辞职后，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忘记自己。
胡耀邦在长沙的最后一站是参观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四字是宋真宗的手迹，他说：“这位帝王治理朝政并不杰出，然而对办学非常重视，亲笔写的那篇《劝学诗》也很不错”。随行省委副书记刘正、湖南大学校长翁祖泽等请求胡耀邦为之题词，翁祖泽提议写“千年学府” ，胡耀邦思考了一下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言毕，利索地挥墨写下这四个字，并且特意没有做时间落款。众人提醒，他解释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我不写时间，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还是当属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辨论进行说服，千万不要压服。”
1989年元旦前，胡耀邦心脏病发作一次，经过抢救转危为安。此时长沙渐寒，医生劝告到更暖和的地方，进一步修养，胡耀邦于是选择了人员过往比较少的南宁。鉴于他在湖南出现在公众场合引起的巨大轰动，到广西后闭门谢客，不再随处走动。不过，胡耀邦还是非常牵挂广西的发展，先后约见60余人，了解这几年广西的新情况。
与胡耀邦见面次数最多的是广西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和原广西共青团领导孙鸿泉。胡耀邦同志反复强调反“左”的重要性，他指着自己头说：中央苏区反“AB 团”的时候，我的感受深刻极了（意思是差点被当成叛徒处决），延安我当了七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正副部长，碰到错整人的事多了，我们千万不能乱杀人，也不能乱处分人，即使人家真的犯了错，也要给出路。
胡耀邦又说：“我们对刘建勋还是保留了党籍（刘建勋长期担任河南省主要领导，文革中犯了“左”的错误），刘建勋病危的时候，我对先念同志说，你们是老战友，过去合作地很好，人快死了，你带个头去看看他，你不去别人不敢去呀！这样李先念同志去看了他，其它人也就去了”。胡耀邦还说：尽管别人反对，我们还是给高岗的“五虎上将”重新安排了工作，并且职务都不低，他们也干得不错（张秀山担任国务院农委副主任、郭峰担任辽宁省委书记、马洪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笔者注），人家改造了二三十年了，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
胡耀邦还关心当时的经济改革，他对1988年的物价闯关不赞成，认为可能会导致社会危机，果然如他所料。这股不满情绪，与几个月后人们对他过世的悲伤，混合发酵起来，形成了共和国最严重的一场政治危机。胡耀邦还说，现在有些领导嫌老百姓不知足，说他们是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不赞成这个批评，现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就是吃上肉，也不能堵住人家嘴巴，不让人家提意见！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胡耀邦一直惦记着1984年除夕夜去邕宁县看望的杨振怀、玉正萱两位壮族老农的情况，腊月二十八这天，他又让南宁市委的同志派车把这两位老人接到招待所话家常。胡耀邦见到他们，很是高兴，问家里的饮水问题解决了没有，村后的荒山造林绿化情况如何，去年粮食产量如何，春节办年货情况如何。他还记得玉正萱家是一个17口人、没有分家的大家庭，又问他和子女们现在是否分家，分家后情况如何。
两位老人告别时，羞涩地提出希望与胡耀邦合影，陪同的县委书记考虑到胡耀邦身体不好，说总书记需要休息，大家就只照一个大合影吧。胡耀邦却说：“民主一些嘛，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照好”，最后胡耀邦还是跟每个人都单独照了一张合影。
进入3月份，两会就要召开了，胡耀邦需要回京参会。大家纷纷请托广西区党委和招待所能够见到胡耀邦的人，给他们题字。有次招待所一口气送来五十本画册，秘书劝说题两本就行了，胡耀邦说人家都拿来了，怎么好意思拒绝，还是逐一给题词。
这些天一直为照顾胡耀邦忙前忙后的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钟家佐，在耀邦出发前一天，也拿来一个签字簿，请耀邦题字。钟家佐为人正直、又有文化涵养，胡耀邦思考了一阵特给他写下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是《老子》里面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我有老想着自身荣辱利益；如果没有了自身的荣辱利益概念，还会有什么祸患的顾虑呢？这是胡耀邦最后一次题字，不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和自己人生选择的写照吗？
1989年3月14日，胡耀邦离开广西回到北京，32天后，他因心脏病再次发作溘然长逝。这次春节南行，冥冥中成为他的人生告别之旅，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那些忧思，也成为他的最后政治遗言。
【参考资料】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盛平：《翻山越岭贵州行》（上、下）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张黎群等人：《胡耀邦传》（第二、三卷，未发行本）原新华社长曾建徽：《早春时节访云南：随胡耀邦同志访问记》原广西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当1984年新春佳节来临时：陪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广西二、三事》孙鸿泉：《最后的交谈》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杨第甫：《吹尽黄沙——杨第甫自述》原胡耀邦秘书刘崇文：《胡耀邦同志的最后日子》以及《人民日报》资深编辑钱江对胡耀邦回岳阳的系列采访，原《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洙、原新华社深圳支社社长何云华陪同胡耀邦视察期间所做的谈话记录及拍摄照片